不是迫于无奈母亲是不会这么做的。
要怪就怪我大姐的婆家人不懂事，明知道我家孤儿寡母需要帮助收割麦子，大姐的未婚夫却去了哥嫂家里，而且还是当着我们的面，那情形分明是在故意挑衅。
好在永申哥给了我家照顾，分配麦田的时候就近把我家门后的几亩麦子分给了我家，这样就不用发愁运麦子了。而且给麦子脱粒的时候还给我们分了一头牛。相比于我大姐的婆家人，永申哥算是帮了我家大忙。
大姐的婚事是我父亲在世时定下的。
距离我家有三里多地，在一个叫西沟的村子里，我去过一次，在一道土坡的半腰处，依着几米高的土崖下有几孔土窑，连大门都是土坯砌成的，不见片块砖瓦，一色的土黄，也表明这不是一户富裕的人家。
男方大我大姐几岁，细马条的个子，留着短发，见面的次数少，总体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直到我大姐给他退了婚我也不知道男方究竟长的啥模样，单从那年麦天男方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不是一个家风严谨的人，换了任何一个人懂得扶贫济困的道理，该帮的不帮，却还帮着别人来挑衅你未婚妻的家人，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当初做这场婚事的媒人是双路伯。
母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气的双路伯拿着长烟袋杆子嘭嘭往地上磕。嘴里不停的骂着男方不通情达理，猪狗不如。
我母亲是善恶分明的人，男方的行为已经触及了我母亲与人为善的底线。
“我们不和这样的人做亲家”。母亲态度坚决。
事情并不像母亲想的那样简单，等待她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
我们和哥嫂的家庭之战一直没有停息，只不过很多时候母亲能忍就忍了，哥嫂他们在家里骂的时候母亲就去地里，他们追到地里的时候母亲就躲到下村人多的地方，要不就是赶着羊群到很远的山上，带一些干粮然后晚上才回来，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与哥嫂他们碰面的机会。
整个上千口人的村子里，我母亲是唯一一个隔三差五往大队告状的人。
次数多了，大队支书建议我母亲去公社。
不能说人家大队不管，也找我哥嫂调解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其中有两次我哥还黑齿白脸把大队支书骂了一顿。
“你算个球”。我哥红着眼珠子挑衅大队支书。“有本事你把我枪崩了”。
毕竟是自己生养的儿子骂了人家，母亲还给大队支书赔了笑脸说了无尽的好话。
结果我母亲还真的就去了公社，大队支书还给开了介绍信。
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母亲去了公社。
当时公社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遥不可及而且很神圣的地方，我的意识里能够在公社里的人都是当大官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我母亲去了公社那里的人就能治住我哥嫂。
公社就在我舅舅家的那个镇子上，舅舅家住的村庄距离公社所在有二里多地，都是大路，由南往北走，路西就是公社所在地。
那一次，母亲告诉我她曾经有过一次进公社的机会。
那时候在公社里工作的人叫社干。
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才二十多岁，而我父亲却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两个人年龄的悬殊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我母亲看上我父亲的原因主要
可能是我父亲心思好，而且勤劳能干，结婚多年除了因为我哥有过小吵小闹，两个人从来没有吵大吵大闹过，那一孔土窑和一大一小两孔石窑都是我父母两个人从山上运来的石头，没有大石锤，父亲就用铁榴石举过头顶然后再重重的砸下。
铁榴石是一种区别于一般的石头。
我们老家的山坡上随处散落着这种质地坚硬的石头，它们大小不一而且奇形怪状，最常见的有篮球那么大，青色的，一块拳头大小的铁榴石就有十多斤的重量，一般的大石锤根本就砸不烂它们。倒是用它们就能轻易而举的把一块普通的石头砸的稀巴烂。
我们那里的人修房盖屋用的石头就是用铁榴石充当大铁锤的。
父亲和母亲两个人轮流着用铁榴石砸石头，没有手套，滴水成冰的冬天，父母两个人的双手都是被振开的血口子，毫不夸张的说每一块石头上都留有父母的鲜血，血口子结了痂然后就成了冻疮，就会流血化脓，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父亲在他们姊妹中排行老二，我有个三叔，四二年河南灾荒，尚在年幼的三叔跟着我爷爷和奶奶逃荒要饭，最后落脚在千里之外的陕西澄县。
我祖上没有丰厚的家业，分家的时候本属于我三叔的那一份给了我大伯他们，其实也就是一孔土窑和几片零敲碎打的闲地。
但在我大伯眼里却是垂涎欲滴的香饽饽，并且暗地里开始动起了如何与我父亲争夺这些家业的心思。
因为是分散祖业，参与分家的自然都是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族人，很多都是我们的本家爷爷，所以还算公平。分的了我们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家业，依照族人的意思把三叔的那一份再一分为二给我大伯和我们两家。
到我母亲这里，得到的答复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当然也让我处心积虑准备争夺这份家业的大伯始料未及。
我家里，都知道主事的是我母亲，就让我父亲问问我母亲的意思。很快父亲就转告了我母亲的话。属于我三叔的那份家业我们不要一草一木，都给了我大伯家。
母亲的这一举动赢得了族人们的高度赞扬，都说还是人家老二家明事理。
言外之意，他们都清楚我大伯的为人。
我家分到的家业是一孔土窑和一只瘸腿驴。后来的两孔石窑都是我父母历尽艰辛盖起来的。
也就在两孔石窑盖成的第二年五月初三我父亲去世了。
当时有人传言说我父亲是累死的。还说我父亲是饿死的。说这话的人是我大伯的大儿媳妇。一个病歪歪了一辈子的女人，也是造谣了我母亲一辈子口舌的女人。
我现在我还疑惑，与我母亲无冤无仇，她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母亲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与我哥嫂烽火硝烟的家斗中，这个女人充当了语言暴力的角色，每一次和哥嫂他们吵一架，外人听到的都是经过她精心加工后传播出去的。说我母亲和大姐把我嫂子摁在地上打的满地打滚，满嘴牙都打掉完了。
我父亲那年上吊自杀，是她亲口在村子里说我父亲是饿死的，因为父亲临死前吃了早上剩下的饭菜。
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事。
母亲在村子里有很好的人缘，无论她说什么，背后都会有好心的婶子大娘叔伯爷们反过来安慰我母亲不要听她嚼舌根子，病怏怏的还不知道为自己积德，这种女人太狠毒了！
我在老家八年，八岁之前我家上空的空气里总是飘散着一股子浓郁的熬草药的味道。一闻到这种味道我就莫名的兴奋，那时候我大伯的大儿媳正在愁眉苦脸喝中药，我觉得总有一天她会掉进那黑黢黢的药水里淹死。
因为我大姐退婚的事，哥嫂又开始冲我母亲拉弓搭箭了。自然还是含沙射影在我家大门外指桑骂槐，毫无征兆的就在我们开始吃早饭的时候，先是我哥打头阵，疯了一样举着一根胳膊粗的棍子追打我家喂的一只大黄狗，骂骂咧咧，意思是我家的大黄狗偷吃了他家的蒸馍。
大黄狗被他追的满村子跑，终归人是追不上狗的，随后我嫂子出场了，一本正经的站在我家的院子里举着半拉蒸馍，很明显是为了验证我哥没有说谎，馒头就是我家的大黄狗给啃咬的。
“你说咋办吧”。我嫂子一副得理不饶人的质问我母亲。“不能就这样算完了”。
我母亲放下刚拿起的碗筷从石窑里走出来，从听到我家大黄狗被追打的惨叫再到院子当中我嫂子的质问，母亲心里已经意识到接下来将会有一场唇枪舌剑。
但母亲还是想息事宁人，以往的吵吵闹闹母亲也没有和嫂子针锋相对过，这一点母亲还是心知肚明的，况且她从来没有认为是我嫂子的错，错就错在自己生养了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不孝顺，怎么能去怪别人呢？
“他嫂子你不要生气啊”。母亲和颜悦色的对嫂子说。“我也是才蒸的馍，要不拿给你们先吃着吧。”说完母亲赶紧回到屋里从木梁上取下放馍的篮子走出去把篮子递到嫂子面前，忙不迭的说“给他嫂子，快拿去吧啊”。
没想到我嫂子把手一挥，母亲手上的馍蓝掉到了地上，半篮子馒头从篮子里滚落出来，正好一个馒头滚在嫂子左脚前。
哥嫂是要成心找事的，母亲的示弱只能让他们得寸进尺。
嫂子抬起腿一脚踢飞了脚边的馒头，结果用力过猛身体失去重心仰面朝天倒在地上。这一幕被我哥看见了，硬说是被我母亲推倒的，嫂子顺势在地上撒泼打滚，哭喊着也说是我母亲打了她。我哥不由分说上去把我母亲重重的推倒在地上，眼里布满血丝，那样子很是吓人。
我大姐从屋里跑出来去扶我母亲，听到哭喊声，我大伯的大媳妇儿不失时机的站在一旁看起了热闹。
接下来关于我母亲和我大姐合伙打我嫂子的传言人尽皆知，而且我嫂子还流产了。罪魁祸首自然是我母亲和大姐。
“打的可恨了”。大伯的大儿媳绘声绘色，见人就说。“娘俩打一个人，摁在地上打”。
嫂子有没有流产不知道，那年月也没有仪器可查，他们说啥就是啥，母亲也不再辩解了。
尤其是我大伯的大儿媳已经把我母亲证死了。除了大队支书，连公社的公安都来了。
我嫂子蒙着头躺在床上，一边发出哼哼的声音。
院子里公安在问我大伯的大儿媳。“你亲眼看见她们两个人打她一个人了吗？”
“公安同志啊你们是没有看见，那娘俩太狠了，把人摁在地上朝死里打呀”。
大队支书神情严肃的看了我大伯的大儿媳一眼说。“乾嫂你可要想好了，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经大队支书这么一说，我大伯的大儿媳往后缩了缩，有些心虚的咕哝了一句。“我就是随便说说”。
我家的大石窑里，母亲倚在屋门口看着院子里正在询问笔录的公安，然后返身回去安慰我大姐。
此时我大姐坐在凳子上已经吓得瑟瑟发抖，毕竟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她听说过打人犯法而且还要被抓去坐牢，抓人的就是那些戴着大盖帽身穿制服的公安。
此时的大姐害怕极了，眼里含着泪水眼巴巴的看着我母亲，声音颤抖。“娘，我害怕，公安会不会把咱抓走坐牢啊”。
“没事闺女”。母亲用手给大姐轻轻的理了理额前凌乱的头发，神色坚定的安慰我大姐。“咱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要害怕，有娘在呢”。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大姐苍白的脸色有了一丝红润，惊恐的目光有了些许的安静。
母亲虽然这么说，心里却是忐忑不安。
咩——咩咩。
大石窑里脑的羊圈里传来了几声羊叫。已经接近中午了，以往都是吃过早饭就把它们赶到山上吃草，很显然它们已经饿了，不时地羊圈里还发出阵阵的骚动。
门口闪过一道人影，是大队支书，依然是一脸的凝重。
没等我母亲说话，支书先开口了。“婶子，你家的情况该说的我都跟人家说了，最后走到哪一步还看人家的调查结果吧”。
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在公安同志的反复询问下，调查结果出来了。
我母亲和大姐打人动机不成立，但是一方已经怀孕却是事实，但并没有构成身体伤害。
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是我哥嫂不愿意接受的，也让我大伯的大儿媳有些大失所望。
这件事应该感谢我们大队支书，如果不是他从中极力为我母亲说好话，事情的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走吧婶子”。大队支书眼睛红红的，声音有些哽咽。“，离开了这个家你还能多活几年，你太难了”。
当时母亲的处境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都不为过。
而这些皆有我的哥哥和大伯共同作恶，加上大伯的大儿媳的添油加醋，母亲的日子举步维艰。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不想离开这个家。祖上分家的时候只分了一孔小土窑，为了改变生活，和父亲一起起早贪黑修建了两孔石窑，这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能够一口气修建两孔石窑是值得让人佩服的事。
自从有了修建石窑想法的头一年，母亲喂了一头猪。
等到父母把建窑所需的石材准备充足已经是第二年的三月，不热不冷，正是破土动工的最佳时节。
建造石窑需要大量的人力，我父母人缘好，打一声招呼村里的乡亲们都来了，生产队长还亲自鼓励乡亲们来给我家帮忙，而且工分照开，这在我们村子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此时那头喂了一年多的大肥猪到了派上用场的时候。母亲让我父亲卖了一只羊，买了几十斤红薯粉条，还有豆腐和白菜。
蒸馒头的小麦面也都是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为了修建石窑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前来帮忙的乡亲们吃，家里人已经勒紧了裤腰带。
前来帮忙的乡亲们也就有了顿顿能吃上小麦面蒸馍而且还能吃上粉条白菜炖肉。
有了好吃好喝的饭菜，乡亲们干起活儿来就格外的卖力。
十月底，赶在天寒地冻之前，我家的第二孔大石窑竣工了。
接连在短短三个月里盖起两孔石窑，村里的乡亲们都为我父母竖起大拇指。
其实母亲心里清楚，如果不是自己平时积攒的人缘，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盖起两孔石窑。这都是乡亲们看得起自己的结果。
一眨眼，气节进入腊月，下雪了，落雪覆盖了我家新建的两孔石窑顶上。山间的羊肠小路很快就被大雪覆盖了。
在我们老家吃水的三道沟村，有一个叫王鼎的人家里磨豆腐，我家修建石窑吃的就是他家的豆腐，加上都是乡村邻里，彼此都很熟悉，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每天早上他都会推着独轮车走在山间小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