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被父亲和大姐从雪堆里扒出来时已经处于半昏迷了。
哥哥却在他居住的那孔土窑里蒙着被子呼呼大睡，我大姐和二姐三姐呼唤我母亲的哭喊声惊动了坡上的几户人家，却丝毫惊醒不了我哥哥。
换了别人是绝对不能容忍儿子这样无动于衷的，然在我父亲这里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在村里人看来我哥的这种毛病源于我的父亲，是父亲把我哥宠坏的，这样下去迟早是要吃亏的。
父亲听见了也只是憨憨的笑笑，木纳的说一句。“俺孩儿还小哩，长大了就知道了”。
这一点我母亲早就意识到了，但是她每次调教我哥哥的时候我父亲就会从中阻拦，结婚多年，父亲和母亲的每一次争论都是因为我哥哥。
再后来我母亲就不再说什么了。十几岁的哥哥开始记我母亲的仇了。
这也是母亲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内心产生的强烈的隐忧。
我父亲比我母亲大了整整十三岁，这也成了我多年的疑惑。
当年我姥爷怎么会把我母亲嫁给年龄如此悬殊的父亲？有我哥那年我父亲已经三十几岁了，属于中年得子，自然是娇宠的像块宝贝。
我哥七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往山上挑着两箩筐羊粪，还要把我哥放在箩筐里挑着，心疼他走路累着了。
当时村子里有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根据邻里辈分我们叫他胡二爷。
他看见我父亲挑着我哥哥步履艰难的模样，忍不住呵呵笑着说。“好好挑着吧，挑大了好打你。”
我哥六七岁就开始上学，十岁了还不知道一加一等于几，上学路上扔了书包钻进草丛偷鸟蛋，水库边上甩了鞋子跳进淤泥里摸泥鳅，考试不及格，回回都是鸡蛋，老师直接找到家里不留情面的把话说到我父母脸上。“你家孩子不是学习的料，趁早回来放羊吧，学校不收这号学生”。
老师的话让母亲耳根子发热，老师走后就和父亲吵了一架。不能不说，我哥哥是被我父亲给毁掉的，同时毁掉的还有一个家，最终受累的却是我的母亲。
我没有见过父亲，如果他活着，以他的教育方式，我哥哥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也是我从来不觉得没有见过父亲是一种遗憾，倒是觉得父亲给母亲留下了难以原谅的罪责，母亲用她一生的时间在为父亲承受着沉重的苦难。而我则是母亲倾尽一生心血守护的希望。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冬天过后，满山草木发芽的春天，关于丢在冬天的黑脸在那个春天有了消息。
是下村的一个叫根途的村民告诉给我父亲的。
根途和生产队长是隔墙邻居，他说他真切的闻见了漫天大雪的空气中有股子煮熟的羊膻味。
“那不是你家的黑脸是啥，他家又没有喂羊”。根途的语气很肯定。
我父亲很生气，嚷嚷着要去找生产队长弄个明白，结果被我母亲拦住了。
母亲的意思是捉贼捉赃，丢在冬天的黑脸早就被吃肉喝汤，恐怕连骨头都被埋掉了，无凭无据的他会承认吗？
“根途可以给咱作证”。
“你省省心吧，你以为根途会因为咱去得罪生产队长？”
父亲想了想觉得我母亲说的有道理。
无论生产队长有没有偷吃我家的黑脸，本来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我大伯却借助这件事给我父母扣了顶屎盆子。诬告我母亲说了生产队长的坏话。
父亲死了，生产队长没有放过我母亲，春天栽种红薯，别的妇女干轻活儿，却让我母亲干重活儿。
母亲挑着两桶六十斤的水从河道里艰难的走上来时发现一道两米高的土崖下并排斜躺着三个人，一个是我大伯，中间是我哥哥，然后就是生产队长，太阳下看他们懒洋洋的样子，我母亲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把头一低，眼泪就下来了。
原来背后惩罚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生养的大儿子。
母亲明白了，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因为过度的娇宠我大哥，母亲没少和他争论。自此大哥就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母亲的仇恨。
争夺家业只不过是报复母亲的一种手段。
母亲对我的宠爱又让哥哥产生了畸形的嫉妒，这也是后来哥哥为什么不能容忍我们的根源。
我七岁那年，是母亲和哥嫂的矛盾升级到白热化的年份，三天两头我都会跟在母亲的身后往大队部找支书。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哥嫂的疯狂已经伶俐智昏，嫂子骂我母亲骂出了一嘴的血沫子，哥哥抡起镢头把母亲摸黑挑满的一大缸水砸的稀巴烂，要知道那可是母亲来回三趟走了十几里山路挑回来的水啊！
缸烂了，清澈的水流了一屋地。
通往大队部的蜿蜒小路上，我赤脚跟在母亲身后一边跑一边哭，突然一个趔趄，母亲重重的摔在地上，那一刻我被吓蒙了，我止住哭泣，双手紧紧抱住母亲的胳膊试图要扶起她，我身单力薄根本拉不动母亲。
好一会儿母亲自己艰难的站起来，可能是因为疼痛，母亲眼里的泪水哗哗的掉在坚硬的路面上。
几天之后母亲在卷起裤腿洗脚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左右膝盖上有两块已经结痂的疤痕。疤痕的周边还有些红肿。
很显然是那天母亲摔倒后擦破的，同时擦破的还有母亲穿的那条蓝色的裤子，膝盖处破出两个大窟窿。
“妈，疼不疼呀”。看着母亲膝盖上的疤痕我小心翼翼用指头指点着。
“不疼，一点都不疼”。母亲故意逗我，然后拉下裤腿，站起来干活去了。
我知道母亲一定很疼，只是不愿意在我们面前流露出她柔弱的一面。
从小到大，母亲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坚强和刚毅。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都没有哭，也没有在村子里与自己要好的妇女面前倾诉过自己的难处。都说我母亲心硬，换了哪个女人都会哭的死去活来，毕竟没有了丈夫，一个家的天就塌了，顶梁柱就
倒了，况且家中还有一个搅家不闲的哥哥，一个心术不正的大伯。
“哭有啥用呢”。母亲说。“哭了能把人哭活我就哭了，没有用的，死了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要活啊”。
最终促使母亲彻底决定离开的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五月，村里的麦子熟了。
我老家那里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生产队集体播种，该到收获的时候会根据每户人口多少来进行分配亩数，也就是集体播种个体收获，麦子脱粒之后按百分之四十进行提留，例如一千斤麦子除了自己留下四百斤，剩余的六百斤上交生产队，这也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那里没有忍饥挨饿而且家家户户还有存粮。
除了山坡上的麦子，真正丰产的还是我们紧挨着水库边上的那一百多亩河滩地，可以说每年除了提留几百斤小麦，还有秋天的玉米和红薯之类的秋作物，七七八八下来有吃不完的粮食。
所以我的童年没有饿过肚子。
然对于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母亲不担心收割麦子，难就难在给小麦脱粒。
那时候还没有打麦机和收割机，给小麦脱粒的唯一办法就是用石滚碾压，但需要牲口进行辅助，趁着天气晴好的日子把收割的麦子摊在麦场上进行晾晒，期间还要不停的用桑叉进行翻晒，一天之中日头最毒的时候是在中午。
原来那个偷吃我家黑脸的生产队长被群众选掉了。
新任的队长叫赵永申，也就是我们几户之中的其中一户，父亲在世时我们两家关系就好，他父亲叫赵天明，五十多岁那年突然得了一种病，一到傍晚就大呼小叫，累的满头大汗，他控制不了自己，一边扯着嗓子喊叫一边不停的走动，一单停下来就会浑身抽搐，昏死过去，只有不停的走动才会保持清醒。
每次犯病都要持续两三个钟头，那情形看着都让人难受。
我叫他天明伯，叫他儿子赵永申叫哥。他家就在坡上，家里还有母亲和一个妹妹赵仙妮。我叫她仙妮姐，和我大姐是同龄人，家里也有一群羊。
大姐她们在山坡上放羊的时候，我就跟在羊群后边捏羊粪。
盛羊粪的荆条篮子还是我姑父编织的，隔三差五姑姑都会来我家，遇到她那搅家不闲的大侄子，我姑姑也是操碎了心。做为家族中的长者，本应该以身作则，训导我的哥哥，然伯父的所作所为也让我姑姑很是无奈。
伯父和伯母育有三男两女，除了他的大儿子儿媳，别的子女对我们都很好。
姑姑每次来我家主要还是放心不下我们一家老小。
姑姑心里清楚，一旦我母亲离开了就不会再回来了，也将意味着百年之后我的父亲成了孤坟。
毕竟是一母同胞的姊妹，姑姑可谓是用心良苦，即是再忙，也要抽空来我家看看，每次来少不了给我带些好吃的，那时候哄小孩子最好的东西就是花生核桃和大枣。
吃着姑姑带来的这些干果，我会静静的偎依在姑姑怀里听她和母亲唠家常，姑姑会爱抚的抚摸着我的头，轻轻的发出一声叹息。
很显然和母亲的谈话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话题，给我的感觉除了被宠爱的那种温暖，还有一丝的沉闷和压抑，咀嚼起来的那些干果会慢慢变得索然无味，像是在咀嚼生硬的木头渣子。
长期处于吵闹的环境里，我变得敏感胆小，一次调皮打烂了一只饭碗，母亲只是口头吓唬要打我，结果吓得发了三天烧，那以后母亲提起来还心生愧疚，除了她自己，还不允许我三个姐姐吓唬我，更不允许别人欺负我。 最终母亲在那年麦天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我大姐的婚事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