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是计划经济，买个煤也需要煤票，而且来买煤的多数都是附近的老百姓，赶着毛驴拉个平板车或者推个独轮车，一天中难得见到一辆拉煤的汽车。

走在偌大的煤场里，踩着地上虚松的煤尘，我姨夫就像个导游不停的给我母亲这里指指那里点点，我母亲应付性的回应着，夸我姨夫有本事。

我姨一旁插话说。“别听你姐夫瞎喷，这平地他啥也管不了，管干活儿”。

姨的这句话就像是瓶塞子，一下子堵住了姨夫口若悬河的嘴。

此时中午，正是工人交接班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矿区里才会热闹一点。

食堂就在矿区外的一片空地上，蓝砖红瓦盖成的人字形房子就是矿区食堂，工人食堂和干部食堂分别在两个房子里，中间隔着一堵墙。

不同的地方在于工人食堂的面积大些，一天之中有三次卖饭的时间，偌大的就餐区域摆放着长长的用水泥做成的饭桌和凳子，周围是一排窗口，那是工人们取餐的地方。

我继父所在的窗口主要以炒菜为主，都是一些家常菜，不像干部食堂那样精细讲究，而且没有鸡鸭鱼肉之类的，即便是有吃的人也是寥寥无几，能炒的菜也就是一些醋溜白菜酸辣萝卜和土豆之类的，而且价格不贵，一份菜也就一毛多钱。

当然如果是矿工家属来探亲，矿上也是有安排的，可以凭后勤科的领导签字到干部食堂吃接待餐，而且还是免费的。

这也是我姨夫为什么要领我母亲到干部食堂就餐的原因。

前前后后都是我姨夫在张罗，找后勤领导签字的时候人家要问是谁的家属，叫什么名字，我姨夫看看我姨，我姨不假思索的说，老五家的，而且还报出了我母亲的名字。

姨的这种做法让我母亲觉得别扭，虽然说只是简单的登记一下家属的名字，意义却大不一样。

因此在吃饭的时候母亲不是在细嚼慢咽而是心事重重。

那天中午，也是母亲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的饭菜，看着桌子上那些热炒荤素的美味佳肴，母亲却没有一点胃口，冷不丁问我姨。“姐，俺家那几个孩子中午不知道吃啥哩”。

姨明白了我母亲的意思，轻声叹口气，把手里的筷子轻轻搭在盘沿上，然后说我姨夫。“去，问老唐哥要个东西”。

我姨夫是聪明人，很快就明白我姨说的什么东西。起身去到厨房后边，不一会儿果然拿来一个铁皮饭桶，就是没有盖子了，桶体外边还有点黢黑的油渍，很显然那是用来盛油的。

中午正是工人们吃饭的高峰期。

继父抽不出空来作陪，母亲也不是很在意，母亲在意的是我和几个姐姐们中午吃的什么。

再新鲜的东西也有玩腻的时候。

母亲不在家的那天上午，我如愿以偿的把那个塑料匣子给拆卸的支离破碎，其实从拿到它的那天起我就有非常强烈的拆卸的欲望。

在我的意识里那些能说会唱的匣子里一定藏了很多小人儿人儿，那些说话的声音和美妙的音乐就是那些小人弄出来的。

拆卸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匣子里的小人儿人儿，想知道他们长的什么样子，然后把他们弄出来和我一起玩耍。

春天昼长夜短，天色将黑的时候母亲回来了。

可能是天下所有孩子的天性，白天再玩的疯狂，一到天黑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念自己的妈妈，一天玩累了，塑料匣子也拆卸了，结果也没有见到一个小人儿从匣子里出现，这才想起来一天都没有看见妈妈了。

三个姐姐开始忙活着准备做完饭，我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坐在石窑门口的石头上，歪斜着脑袋，咧着嘴看着大门口，一副随时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们姊妹五个中要属三姐待我最亲了，她问我。“弟呀你是不是想瞌睡了，来，姐抱你去睡觉”。

经三姐这么一问，一下子触到了我的痛处，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大门口一个熟悉的身影让我立马止住哭泣，一把推开三姐撒开腿朝着母亲奔去。

母亲放下手中的那只铁皮饭桶将我抱起来，口中哦哦的轻声的哄着我。“乖不哭，乖不哭了”。

那天晚上我和三个姐姐吃到了平生最好吃的肉菜。却没有问过母亲这一天来回奔走的艰辛和劳累。

第二天母亲和往常一样赶着羊群上山了。

当时我们村里有好几户喂羊的村民，都是村子里六十多岁的老人在放羊，他们住在村民聚集最多的下村，那里紧挨着水库边，而他们放羊的地方在我家门后的山坡上，等他们赶着羊群上来时我母亲已经上山好一会了。

天热的时候他们中午不回家。

山坡上有道雨水冲出的深沟，沟底有几孔土窑，中午他们就把羊群赶进去歇晌纳凉。

他们随身带着干粮和水，等到热气褪去之后再把羊群轰到山坡上继续啃草。

几岁那会儿我就是母亲形影不离的影子，有母亲的地方就有我的存在，夏天也不穿衣服，晒得黑不溜秋的，三姐说我是石猴，常常拿一根小木棍在我的脊梁上写字，划一下就显出一道白印迹，我只觉得痒痒，看不见三姐写的啥。后来我二姐看着我的后背笑成了花，一边埋怨我三姐。“三妮你能不能画的好看一点，我都看不出来是猴儿还是狗狗了”。

我腼腆的大姐则在一旁眠着嘴只笑不说话。

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我们老家那地方的山上为什么只长草不长树。

偌大的山坡上除了我家门前的几棵榆树和桐树，整座山上见不到一棵成形的大树。

因此母亲他们在山上放羊的时候，躲避太阳照晒的唯一办法就是躲在堤堰下的阴凉里。

那些放羊的村民基本都是我的长辈，有的叫伯有的叫爷。

其中一个叫赵双路的村民让我记忆犹新。根据乡亲辈分我叫他伯伯，在村子里也算是德高望重的人物。

我们家里的情况村里人尽皆知。

我哥哥和大伯的行为早就让人看不惯了，但是碍于我哥哥和大伯的蛮不讲理，没有人敢站出来跟他们针锋相对，只有在背后替我母亲伤心难过，表达一下愤愤之情。

这中间也分为两种声音，一种是建议我母亲远走他乡，离开这里。

还有一种声音，这个声音是双路伯发出来的，他亲口对我母亲说过，你家老大争夺家业的对象就是你老二，干脆把你家老二送人吧，你要是愿意现成的就有一户好人家，也不亏你，一辆大卡车外加五千块钱。

母亲想也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态度很坚决。“十辆车也不换，那点钱花完完就没有了，俺有孩儿在，俺还指望俺孩儿养老呢！”

双路伯叹口气说。“他婶子啊，我也是看你老艰难不是”。

母亲加重了语气说。哥！我知道你也是好意，只要我有口吃的就有俺孩儿吃的，再说卖孩子的名声老不好听啊！。

羊在山上吃草，人在堤堰下的阴凉里说话，我在母亲怀里睡觉。

大伯家的院子里，我哥和大伯在院子当中的大榆树下坐着，只要他们两个在一起，除了绞尽脑汁怎样对付我的母亲，实在想不起来有什么好事。

春到谷雨之后，立夏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是春播玉米花生和栽种红薯的季节。

根据生产队长的安排男劳力负责挑水，妇女们负责刨坑栽苗和封土，要知道挑水可是出力活儿，要从下村的水库里把水挑到山上，来回好几里地，而且山高路陡杂草丛生，不要说挑上几十公斤的两桶水，就是空手走起来都把人累的气喘吁吁。

也就在那次，与我母亲有过节的生产队长把我母亲分到了男人们挑水的行列。

其实这背后依然有我哥哥和大伯的怂恿，硬生生的罚我母亲挑了一天的水，理由是我母亲栽种的红薯苗死的太多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生产队长在借机报复我母亲。

事情还要追溯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

那年冬天一场大雪，我家丢了一只羊，为找到丢失的羊，母亲在没膝深的雪地里一边走一边叫着黑脸的名字。

那只羊的名字叫黑脸，是只母羊，通体白毛，唯有脸上有巴掌大那么一块黑毛，母亲就随口给它起了个黑脸的名字。

从小到大，叫的时间长了，黑脸就听懂了自己是有名字的，无论我家里人谁叫它它都会乖顺的跑到跟前，而且从来不会偷吃队里的庄稼，即便是把麦苗或者红薯叶子放在它的嘴边，黑脸都会不屑一顾的走开。

父亲对黑脸的钟爱超过了整个羊群里的每一只羊，除了黑脸善解人意，主要还表现在它的资历，可以说黑脸是我家的一只功勋羊，自从多年前父亲把它从集镇上买回来，前前后后已经为我家生了二十多只羊羔，是父母眼中名副其实的发家宝贝。

也就在那年冬天，寻找黑脸的母亲迷失在崇山峻岭的雪地之中。

因为没有一棵大树可以作为参照物，触目所及之处尽是眼花的白雪，没有了方向，母亲依然在呼唤着黑脸的名字，那种撕心裂肺的焦虑和近乎绝望的呼唤声在漫天大雪的天空中回荡。

黑脸——黑脸啊你在哪里——。

最终母亲没有找到黑脸，她自己却掉到了一道几米高的土崖下。

如果不是父亲和大姐拼命的寻找，母亲恐怕就被雪葬了。

那个时候，我哥哥却在石窑的土炕上蒙着被子呼呼大睡，我父亲和大姐急切呼唤

多天之后，有村民悄悄告诉我父亲一个不好的消息。

黑脸有下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