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着双肩包站在清河县政府门口时，正午的太阳正把柏油路烤得发软，空气里飘着一股沥青被烤化的黏腻气味。下意识扯了扯衬衫领口，后背的衣料已经被汗水浸出一小片湿痕——从省城坐三个小时大巴来清河，再转乘半小时蹦蹦车到县政府，一路颠簸让原本熨得平整的裤腿沾了不少尘土，和手里那张印着“清河镇镇长助理”的红色任命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裤兜里的《乡村振兴政策汇编》被我攥得发皱，封面上还留着导师临走前用钢笔写的“知行合一”四个字。深吸一口气抬头，眼前的政府大楼是五层砖红色建筑，门口挂的牌子漆皮有些剥落，台阶缝里长着几株杂草，和我想象中“基层治理前线”的模样既重合又错位。掏出手机看时间，下午两点十分，比约定的报到时间早了二十分钟，便背着包一步一步踏上台阶。

一楼大厅的值班大爷正趴在桌上打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眯着眼上下打量我：“小伙子，找谁？”

“大爷您好，我是新来的选调生陆则，到清河镇报到，找高镇长。”我把任命书递过去，语气尽量放温和。

大爷接过任命书，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又抬头瞅我一眼，突然笑了：“哦，是小陆啊！高镇长早交代了，让你直接去三楼他办公室。楼梯口左拐，第三个门就是。”说着还热心地指了方向，“上去吧，高镇长刚开完会回来。”

道了谢背着包往楼梯间走，楼道里很安静，只有我的脚步声在空旷空间里回响，偶尔能听见办公室里打印机工作的“滋滋”声，或是压低的交谈声。走到三楼，顺着大爷指的方向找到“镇长办公室”，门上的名牌字迹清晰，抬手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声“进来”。

推开门，一股淡淡的烟草味扑面而来。办公桌后坐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中等身材，穿件深蓝色短袖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正低头看文件。听见动静他抬起头，脸上堆起笑容：“是小陆吧？快坐快坐！”指了指办公桌前的椅子，又起身给我倒茶，“路上累了吧？从省城过来，坐车可不容易。”

我连忙道谢，把双肩包放在脚边，在椅子上坐直身体：“高镇长您好，我是陆则，今天正式来报到。”

“我知道，组织部早就把你资料发过来了。”高明把茶杯递到我手里，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几分审视，“名牌大学毕业，还是学公共管理的，年轻人有文化、有想法，来咱们清河，是好事！”他顿了顿，转身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叠厚厚的报表放在我面前，“不过基层工作跟学校不一样，得先熟悉情况。这是咱们镇上半年的各项数据报表，尤其是‘人均增收’这块，你先核一遍，月底前给我个修订版，争取再往上提两个百分点。”

指尖触到报表时我愣了一下——厚度远超预期，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印着各村的人口数、收入金额、增收比例，数字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看起来格外“规整”。翻开第一页，目光落在“李家村”那行：上半年人均增收8000元，同比增长45%。可我出发前查过清河县基础数据，李家村是镇里有名的贫困村，主要靠种玉米和红薯创收，往年人均年收入才刚过一万，怎么半年就能增收八千？

接着往下翻，越看越心惊：王家村人均增收7500元，同比增长40%；赵家坳人均增收9000元，同比增长50%……几乎每个村的增收数据都高得离谱，有些村的增收金额甚至超过去年全年总产值。捏着报表的手指微微用力，纸张边缘被我攥出褶皱。

“高镇长，这些数据……”我抬头看向高明，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

高明靠在椅背上，端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口茶，语气放缓：“小陆啊，我知道你是高材生，对数字敏感，觉得这些数有点‘跳’。但基层有基层的‘规矩’，你得懂。”放下茶杯，他手指在报表上轻轻敲了敲，“咱们清河是省定扶贫开发重点县，镇上的扶贫款、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全靠上面看这些数据拨款。数据好看了，上面才会重视，钱才能下来；钱下来了，咱们才能给村里修修路、建建水利，老百姓才能真受益。”

我皱起眉：“可数据不真实，就算争取到资金，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且要是被查出来……”

“查什么查？”高明笑了笑，语气里带着点过来人的意味，“全县都是这么干的，只要咱们把‘账面’做漂亮，没人会较真。你刚过来，先别想那么多，把报表核仔细点，尽量把数字圆过去，别出纰漏就行。”他顿了顿又补充，“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在基层，‘稳’比什么都重要。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也别给镇上添麻烦。”

我没再说话，只是把报表抱在怀里，指尖传来纸张的凉意。看着高明脸上温和却不容置疑的笑容，突然明白导师说的“基层复杂”不是空话——这里的“规矩”，和我在书本上学到的“实事求是”，有着天壤之别。

从镇长办公室出来时，楼道光线已经暗了些。抱着报表往临时安排的宿舍走，路过镇政府大院公告栏时停了脚步。公告栏上贴着几张泛黄的通知，最上面一张是“清河镇乡村旅游示范园建设规划”，下面标注着“项目资金由征地补偿款统筹拨付”。想起报表里李家村的增收数据，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李家村不就是示范园的主要征地村吗？

回到宿舍，我把报表摊在桌上。宿舍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衣柜，墙壁上还留着上一任住客贴画的痕迹。打开台灯，灯光落在报表上，那些刺眼的数字仿佛在眼前跳动。掏出手机搜索“清河镇李家村征地补偿”，只找到几条模糊的新闻，说“补偿款已足额发放，村民满意度高”。

可直觉告诉我，事情没这么简单。想起高明说的“数据好看才能拿到资金”，想起公告栏上“补偿款统筹拨付”的字眼，一个念头在心里越来越清晰：这些虚高的增收数据背后，可能藏着征地补偿款的猫腻。

翻出裤兜里的笔记本，是导师送的，封面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拿起笔，在第一页写下：“明日：去李家村，核实征地补偿款实际发放情况。”写完又想起高明的叮嘱，心里难免犹豫——违抗镇长安排，去查可能存在的问题，会不会刚到基层就把路走窄了？

但又想起出发前父亲说的话：“则则，你去基层不是为了混资历、做报表，是为了给老百姓做事。别光看纸上的数字，要看老百姓碗里的饭够不够吃，脸上的笑够不够真。”父亲是老教师，一辈子没跟官场打过交道，却把最实在的道理教给了我。

放下笔走到窗边，窗外是镇政府大院，月光洒在空地上，把晾衣绳上的衣服照得发白。想起白天在大巴上看到的清河景色：成片的玉米地、低矮的村屋、路边摆摊卖水果的老人……那些画面不是报表上的数字，是活生生的人，是需要被看见、被关心的老百姓。

转身回到桌前，拿起报表把李家村那一页折了个角，重新拿起笔在笔记本上补充：“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必须查清补偿款去向，给村民一个说法。”写完合上笔记本，心里的犹豫渐渐消散——这份“基层答卷”，我不能照着别人给的“标准答案”写，得自己去跑、去看、去问，写出真正对得起“人民”二字的答案。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办公室，背着双肩包，揣着笔记本和李家村的地址去了镇口的汽车站。没跟任何人说去向，只在办公室门上贴了张便签，写着“去各村调研，下午回”。

汽车站很小，只有几辆破旧的三轮车停在路边，车主们围在一起打牌，看见我过来纷纷起身问：“小伙子，去哪？”

“去李家村，多少钱？”我问道。

“李家村啊，路不好走，得绕山路，三十块。”一个留着络腮胡的大叔说道，指了指旁边一辆蓝色三轮车，“我送你去，保证安全。”

点点头坐上三轮车，车子发动时发出“突突突”的响声，一路颠簸着驶出镇子往乡下开。路边景色渐渐从楼房变成农田，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风一吹发出“沙沙”声。三轮车在土路上行驶，扬起的尘土落在裤腿上，我却毫不在意，只是睁大眼睛看着窗外，心里满是期待——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但我知道，自己正朝着“真相”的方向走。

半个多小时后，三轮车停在村口。村口有棵老槐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树下围坐着几个村民，正低头说着什么，脸上带着愁容。

“小伙子，李家村到了。”络腮胡大叔说道。

付了钱跳下车，朝着老槐树走过去。还没走近，就听见一个老太太的声音：“这补偿款再要不回来，我家孙子下学期的学费都没着落了……”

“可不是嘛！村支书说钱被镇里拿去建示范园了，可园在哪呢？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接着说，语气里满是不满。

心里一紧，加快脚步走过去，尽量让语气显得亲切：“大叔大婶，您好，我是镇里新来的助理陆则，想跟大家了解下村里征地补偿款的事。”

村民们听见声音都抬起头看我，眼神里带着警惕。一个穿灰色上衣的大爷上下打量我：“镇里来的？又来催我们签字说‘满意’的？我们不签！钱没拿到，签什么满意！”

“不是不是，”我连忙摆手，从包里掏出笔记本，“我是来听大家说情况的，不是来催签字的。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我说，我记下来，一定帮大家反映。”

说着在老槐树下的石头上坐下，打开笔记本拿起笔，摆出认真倾听的样子。村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刚才说话的老太太犹豫着开口：“小伙子，你真能帮我们反映？之前也来了几个镇里的人，听我们说完就没下文了……”

“大婶，我不敢保证马上就能解决，但我保证会把大家的情况如实记录，尽最大努力去查。”我看着老太太的眼睛，语气坚定，“我来基层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做事的，要是连大家的声音都听不见，那我这个助理就白当了。”

或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她，老太太叹了口气，开始说自家情况：“我家有两亩地，去年被征了，说每亩补偿三万五。可到现在，我们只拿到一万五，村支书说剩下的两万被镇里‘统筹’了，要建什么旅游示范园，等园建好了有收益再给我们。可这都快一年了，园没建起来，钱也没影……”

“我家也是！”旁边的中年男人接话，“我有三亩地，只拿到两万，孩子明年要上大学，学费还没凑够呢！去找村支书要，他总说‘再等等’，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还有我家……”“我家也是……”

村民们渐渐打开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遭遇。我手里的笔飞快地写着，笔记本上很快记满密密麻麻的字：“李桂兰，两亩地，补偿款欠两万；王建国，三亩地，补偿款欠三万五；张秀莲，一亩半地，补偿款欠两万二……”还让他们找来了当时签的征地协议，协议上明明写着“补偿款一次性足额发放”，可村民们手里的领款单上，金额却少了一大半，签字处还有不少模糊痕迹。

把协议复印件小心收进包里，心里又沉又气——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征地补偿款被克扣了，而且金额还不小。这些钱，对镇里来说可能只是报表上的一个数字，可对村民们来说，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一家人的生活费。

夕阳西下时，我才从村民们的包围中出来。笔记本记满两页纸，手里攥着厚厚的协议复印件，肩膀上还挎着村民们硬塞的几个西红柿。走在回镇里的路上，晚风带着玉米地的清香吹过来，我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是比“数据造假”更复杂的局面，是镇里的“规矩”，是看不见的阻力。

但看着手里记满诉求的笔记本，想起村民们期待的眼神，心里又燃起一股劲。掏出手机给导师发消息：“老师，我在李家村见到了真实的基层，也找到了该做的事。不管多难，我都会把补偿款的事查清楚。”

很快收到导师回复：“则则，记住，基层的路不好走，但只要心里装着老百姓，就不会走偏。老师相信你。”

收起手机加快脚步，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乡间小路上。我知道，我的“基层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笔。而这一笔，必须写得扎实、写得真诚，对得起村民们的信任，也对得起自己来时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