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郑干事的手指捻着那块桂皮，指腹摩挲着粗糙的树皮纹理，指甲缝里塞进了一点棕褐色的粉末。他没说话，只是把桂皮凑近鼻尖，深深地嗅了一下。闭眼，睁开。又拿起一朵香菇，捏了捏厚实的菌盖，再捡起几粒花椒，在掌心搓了搓，指尖立刻染上刺麻的感觉。

棚子里静得可怕。外面偶尔路过的工人脚步声，远处“联营食堂”隐约的喧哗，都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只有卤汤在砂锅里“咕嘟”的微响，像此刻陆丰和沈红梅擂鼓般的心跳。

赵大虎抱着胳膊，站在郑干事侧后方，嘴角噙着一丝胜券在握的冷笑。他身后两个汉子也虎视眈眈，眼神不善地在案板上那些“罪证”和陆丰沈红梅脸上来回扫视。

方木根站在棚子角落，脸色发白，手足无措，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被赵大虎一个眼神瞪了回去。老工人低下头，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

“陆丰同志。”郑干事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带着公事公办的平板腔调，听不出情绪。他把桂皮放回摊开的旧报纸上，拍了拍手上的灰，“说说吧。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陆丰的喉咙发干，像被砂纸磨过。他强迫自己迎上郑干事审视的目光，脑子以从未有过的速度疯狂转动。否认？东西就在眼前，方木根就在旁边。承认是买的？没有票据，就是“来路不明”，正中赵大虎下怀。怎么办？

“郑干事，”陆丰开口，声音有点涩，但还算稳，“这些山货……是我乡下亲戚托人捎来的。老家那边山里产的，自家采了晒的，不是买的。”

“亲戚？”郑干事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眯了眯，“哪个亲戚？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有介绍信或者信件吗？”

一连串问题，像鞭子一样抽过来。陆丰的心往下沉。他哪有什么乡下亲戚？原主陆丰的家底他继承得七零八落，只知道父母早亡，亲戚断绝。

就在他语塞的瞬间，沈红梅忽然往前站了半步，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郑干事，是我娘家的表哥。在红旗公社下面的大王庄。他叫王石头，就是个种地的，不识字，没介绍信。前阵子捎信来说山里今年菌子收成好，给俺们指了点，让俺们尝尝鲜，也给病重的老人补补身子。”她语速很快，带着点乡下口音，说得有鼻子有眼，甚至红了眼眶，“俺爹在医院躺着，就指望这点山货熬汤提提气……”

陆丰心里一震，看向沈红梅。她侧脸绷得很紧，眼神却异常坚定，甚至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属于底层妇女的泼辣和悲情。她在赌，赌郑干事未必会为了几包山货，真的去红旗公社查一个虚构的“王石头”。更在赌，用“病重老人”这个理由，博取一丝同情。

郑干事看着沈红梅，没说话。他办案多年，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神——穷苦人被逼到墙角时，那种混合着恐惧、狡黠和孤注一掷的眼神。这话漏洞百出，但他瞥了一眼沈红梅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袖口，又想起医院里那个昏迷不醒的老人，心里某处微微动了一下。

赵大虎却不干了。“哟呵？沈妹子，你这表哥还挺会挑时候啊？早不捎晚不捎，偏偏在你们琢磨新卤味的时候捎来这么些‘好料’？这也太巧了吧！”他阴阳怪气地说着，走上前，拿起那包花椒，“郑干事，您瞧瞧这花椒，麻味多正！这可不是一般山里能有的品相！要我说，这来路……”

“赵师傅，”郑干事打断了他，语气依旧平淡，“我们是来了解情况，依法办事，不是来猜谜的。”他转向陆丰，“陆丰同志，你爱人说这是亲戚赠送。但按照规定，经营性摊点使用的所有原料，必须有合法来源证明。赠送，也需要有证明人或者情况说明。你们这个‘表哥’，能来一趟做个说明吗？”

这几乎是将死了。沈红梅编造的“王石头”根本不存在，怎么可能来？

陆丰知道，不能再纠缠“来源”了。必须换思路，换战场。他的目光扫过郑干事手里那个黑色公文包，扫过赵大虎志得意满的脸，最后落在案板上那些品质上乘的山货上。一个念头，像闪电般划过脑海。

“郑干事，”陆丰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郑重，“这些东西，确实是山里的好货。也正因为是好货，我们才想着，能不能……变废为宝，给厂里，也给工友们，做点不一样的、真正好的东西出来。”

他顿了顿，指着那锅卤汤：“您也看见了，我们这小摊，能在这片立住脚，靠的不是价格多便宜——对面食堂比我们便宜得多——靠的就是这点‘不一样’。工友们干的是力气活，吃食堂的大锅菜，油水少，味道寡。我们琢磨点香的，实在的，让大家吃了舒坦，干活也有劲。这些山货，就是我们想让味道‘更不一样’的一次尝试。”

他拿起那块桂皮：“这东西，在供销社买，是统货，香味淡，杂质多。但山里老乡自己采了晒的，香味足，干净。我们用量极少，就为了提那么一点香。”他又拿起一朵香菇，“这个，我们打算试着做点山菌馅的饺子，或者熬点山菌汤。不为别的，就想让工友们尝尝，除了白菜猪肉，还能有别的、更鲜的滋味。”

他的话语里，没有辩解，没有求饶，而是把自己放在了“为工人谋福利”、“探索新口味”的位置上。这是李主任曾经暗示过的方向。

郑干事的手指在公文包上轻轻敲击着，没有立刻反驳。

赵大虎急了：“陆师傅，你少在这儿唱高调！没手续就是没手续！郑干事，按规矩，这种来路不明的原料，摊点就该……”

“赵师傅，”郑干事再次打断他，这次语气重了些，“规矩我懂。”他看向陆丰，“陆丰同志，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没有合法来源证明，这些东西就不能用。而且，你们摊点本身手续不全的问题，十五天的期限，已经过去快一半了。”

他打开公文包，抽出那本笔记本，翻开，用笔记录着什么。“今天的情况，我会如实记录。关于这些山货，鉴于你们声称是‘亲友赠送’，且数量不大，暂不按‘非法采购’处理。但必须立即封存，不得用于经营。至于你们摊点的整体整改……”他抬起头，目光扫过简陋的棚子，“必须加快进度。届时如果仍未达到要求，停业整顿，甚至取消资格，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是给了缓冲，但压力丝毫未减。山货不能用，整改期限紧迫，赵大虎还在虎视眈眈。

陆丰心里稍松，但随即又绷紧。他看了一眼面如死灰的沈红梅和角落里几乎要缩成一团的方木根，知道今天这关，只是暂时过了。

“谢谢郑干事。”陆丰低头道，“我们一定抓紧整改。”

郑干事合上笔记本，将那些山货用旧报纸重新包好，交给旁边一个跟班：“贴上封条，暂存。”然后，他看了一眼赵大虎，“赵师傅，我们走吧。还要去下一家。”

赵大虎脸色变幻，显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但郑干事已经发话，他也不敢再纠缠，只是狠狠地瞪了陆丰一眼，又扫了方木根一下，那眼神里的威胁不言而喻，然后才跟着郑干事离开。

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巷子口，棚子里的空气才仿佛重新开始流动。沈红梅腿一软，扶住了灶台，大口喘着气，额头上全是冷汗。方木根更是直接瘫坐在了小凳上，脸色惨白，喃喃道：“对不住……陆师傅，沈妹子……是我……是我没留意，被人盯上了……”

陆丰走过去，拍了拍方木根的肩膀，递给他一碗水：“方师傅，不怪您。是赵大虎早就盯上我们了。您先回去，就当今天没来过。大山兄弟那边，暂时别联系了。”

方木根感激又愧疚地点点头，喝了水，缓了缓神，才佝偻着背，匆匆离开了。

棚子里只剩下陆丰和沈红梅。沈红梅看着案板上那个空出来的位置，又看看角落里那锅依旧咕嘟的卤汤，声音发颤：“东西……没了。整改……怎么办？”

陆丰没说话，走到那锅卤汤前，揭开盖子。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汤汁酱红透亮。他拿起长勺，舀起一点，尝了尝。味道依旧醇厚，但少了那些顶级山货的加持，层次感确实差了些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可能建立独特优势的机会。

“东西没了，可以再想办法。但今天郑干事的态度，你发现了吗？”陆丰放下勺子，看向沈红梅。

沈红梅茫然地抬头。

“他没有完全站在赵大虎那边。”陆丰分析道，“他虽然按规矩办事，但留了余地。山货只是封存，不是没收。对我们的‘尝试’，他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这说明什么？”

沈红梅想了想：“说明……他也不是铁板一块？或者，李主任……”

“对。”陆丰点头，“李主任可能打过招呼，或者郑干事自己也有考量。厂里现在搞活经济是大方向，我们这种能解决实际问题、工人又有口碑的个体户，对他们来说，未必全是麻烦，也可能是个‘亮点’。关键看我们怎么把握。”

他走到墙边，看着那张整改期限的日历，又看看手里几乎空了的钱袋。“现在最要紧的，是钱。办手续的钱，买正经原料的钱，还有……爹的药钱。”

沈红梅的眼神黯淡下去。山货渠道断了，特色优势受挫，生意刚有起色又遭打击，钱从哪里来？

“红梅，”陆丰转过身，眼神里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卤味和冰粉，继续做，就用普通原料，味道差一点，但还能卖。另外，我想……咱们是不是可以，接点‘外活’？”

“外活？”

“对。”陆丰压低声音，“比如，给厂里哪个小领导家里办个私宴？或者，给附近谁家红白喜事帮厨？不要店面，咱们上门做，原料他们出，咱们出手艺，收点辛苦费。这个来钱快，也不占咱们摊子的时间和原料。”

沈红梅眼睛一亮，但随即又皱眉：“这……有人找吗？咱们认识谁啊？”

“我去打听。”陆丰说，“技术员老陈，还有几个常来吃饭、看起来有点小权的小干部，可以试着递个话。不张扬，就私下里问。一次哪怕只挣个三块五块，也是钱。”

这是要走“私厨”路线了。风险也有，但比倒卖原料小，也更隐蔽。

“还有，”陆丰指了指被封存的那些山货的方向，“郑干事只是封存，没说怎么处理。如果我们能在期限内把手续办齐，证明我们是合法经营，是不是有机会把这些东西‘解封’，甚至……让它们合法化？”

沈红梅听懂了陆丰的意思。这是在跟时间赛跑，跟规则博弈。用最快的速度，把最要命的“手续”这个短板补上，然后，或许就能赢得更多的空间和主动权。

“可是……办手续的钱……”沈红梅最愁的还是这个。

陆丰沉默了一下，走到墙角，从一堆破麻袋底下，摸索出一个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他走回来，当着沈红梅的面打开。

里面是一块墨，一支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毛笔，还有一小盒印泥，和……一个木头刻的、粗糙的、但笔画清晰的印章。印章上是四个字：“红丰小食”。

沈红梅愣住了：“这……这是？”

“我前几天偷偷刻的。”陆丰摩挲着那个粗糙的印章，“摊子叫‘红丰小吃’，咱们总得有个‘印’。正规的营业执照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但有些场合，有个‘章’，说话办事，能方便点。”他顿了顿，“当然，这个章，现在还不能乱盖。但我想着，如果咱们去跑手续，填表的时候，在‘经营者名称’那一栏，是不是可以郑重地写上‘红丰小食’，再按上咱们的手印，显得正规些？”

这只是个象征性的举动，改变不了实质。但沈红梅看着那个粗糙的印章，看着陆丰认真的眼神，心里某处，却被轻轻触动了。这个男人，在绝境里，不仅想着怎么活，还在想着怎么把这个摊子，做得更像样，更“正经”。

她拿起那枚印章，木头的纹理硌着手心，冰凉，却似乎带着一点温度。她想起父亲以前在公社当会计时，也有一枚小小的公章，每次盖下去，都代表着一种责任和认可。

“好。”她把印章轻轻放回陆丰手里，“你去跑手续，钱……我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陆丰追问。

沈红梅没说话，只是走到藏钱的砖缝前，摸索了许久，掏出一个更小的、用红布包着的布包。她走回来，打开，里面是几件极其简陋的银饰——一个褪色的银戒指，一对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银耳钉，还有一根磨得发亮的银簪子。这是她母亲留下的，最后的嫁妆，也是她最后的、从未动过的底线。

“把这些……先当了。”她把布包推到陆丰面前，声音很轻，却像用尽了全身力气，“应该能当点钱。先把最要紧的手续跑了。爹的药……我再跟医院求求情，缓几天。”

陆丰看着那几件微薄的银饰，又看看沈红梅苍白却坚定的脸，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他知道，对沈红梅来说，交出这几件东西，意味着什么。那是她与过去、与母亲最后的念想，是她作为女人，最后一点可怜的体面和寄托。

“红梅……”

“拿着。”沈红梅打断他，把布包塞进他手里，手指冰凉，“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摊子不能倒，爹的病……也得治。总得……先活过去。”

她别过脸，不再看那些银饰，转身去收拾被翻乱的案板。背影瘦削，脊梁却挺得笔直。

陆丰握紧了那个小小的布包，金属硌着掌心，很疼。他抬头，看向棚子**沉沉的天空。雨已经停了，但云层依旧厚重，压在城市上空。

桂皮的香气仿佛还在鼻端萦绕，公章的印记在脑中清晰。一个代表着野生的、不羁的、却充满生命力的味道；一个代表着规则的、秩序的、被认可的符号。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挣扎，试图找到一条既能活下去，又能活得稍微像样点的路。

路还很长，很难。但至少，他们手里，又多了一枚粗糙的、自制的印章，和一个女人交出的、最后的银饰。